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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艮上兑下，少男少女的卦象，咸卦标志着系统画面由自然向社会推进展开。

《五经正义序》反复表述的就是这个任务，它代表了孔颖达对前代经学史的基本判断，及其关于文辞与政治之间即体即用之关系的理解。所以他从功用上把握体，所谓体用也即体之作用的意思。

在先秦时期，一批贵族失国下降为士，一批平民通过私学上升为士，最终汇聚到社会结构的中间地带，便形成了一个以学干世的士人阶层。这是一个鼓吹君臣共治的时代，唐太宗曾多次宣谕朕与公辈共理天下，贞观群臣也常常以鱼水和身体来比喻君臣一体安危的关系。汉儒郑玄认为周室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套完备的郊社、祖庙、山川、五祀等国家政治制度，而把周公当成一个依天作则、垂拱而治的高明政治家。他说：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孔颖达领衔编撰《五经正义》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魏徵上疏说：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19】马周上疏也说：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在辞尚玄虚的玄学背景下，孔颖达单单拈出一个有字来概括《周易》的思想宗旨。这也正是孔颖达超越汉儒而直承先秦儒家的一颗纯粹的士人之心。

2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55页，第195页，第128-129页。孔颖达则发挥出有中包无的思想来，进而走向了王弼哲学以无为宗崇本息末的反面。9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86页，第1页，第270页。孔颖达也擅于联系文本语境来解读经典，注重提炼经典的篇章结构、句法、声韵、文势、修辞等特点，表现出一种初步的文本理解意识。

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尤其是处在世运升降的关头，秩序重建的需要往往激起文人士大夫最清醒的问题意识，并由此带动一轮更具现实感的学术话语创造。

【27】用民命解释天命，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的命运，这是《尚书》民本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孔颖达提出的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正是其实质所在。汉儒的谲谏之说联系着君道刚严，臣道柔顺的现实处境，而孔颖达的直谏之说所申张的乃是以柔克刚的士人道义。比如面对易之十义和诗之三义，就采取了一种并训同时分训的解说方式，也即是通过以××言之，则存乎××的多角度解说来澄清前代诸说之间的联系。《五经正义序》反复表述的就是这个任务，它代表了孔颖达对前代经学史的基本判断，及其关于文辞与政治之间即体即用之关系的理解。

这种主体意识的自觉，表现为历代儒者心系天下、积极用世的政治担当，也表现为历代儒家因时立言、致君尧舜的学术话语建构。在前者，《五经正义》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经典解释体系，并且融汇诸说构成了逻辑自洽的整体。这些都说明，在唐代以史为鉴的选择中，历史上的两极对比不断地强化了人们关于学风、士风与世运之间不可拆分的整体想象，也强化了初唐君臣通过文化重建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维惯习。孔颖达反对从形式上说礼，也反对仅仅从心上说礼。

因为他们面临着大破大立的双重任务，既要推翻前人的旧说，又要确立自己的新见。2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705页。

郑伟，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学文艺思想史、古典阐释学研究。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

斯，此也，《易》之体用如此而已。历史地看，儒家通过话语建构来影响君主政治，从孔孟以道自尊、以道制势的话语锋芒，到荀子缓和道势、依经立义的言说，再到汉代以后经典解释学形态的成立与发展，一部儒学史便是历代儒家面临说难的困境而不断地调整话语策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儒者群体不断地探索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以期实现共治的历史。《尚书正义·洪范》也说：臣道虽柔，当执刚以正君。彼时，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3】的情况十分普遍，或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4】。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这都是从捍卫士人话语权力的角度上立意的。

《蓼莪》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怨之至也。孔颖达以玄学的思维来坚固儒学的本体，也是以儒学的义理来涵摄玄学的世界，他的礼学之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思想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孔颖达等人以体用思维弥纶群言，以有的观念重建儒家经世之学，并将玄学资源融入儒家话语体系之中。所谓易之三义，唯在于有易象唯在于有器即有也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云云，都很能见出孔颖达易学从贵无之学向着人事践履之学的拓展。

……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体。34 钱穆：《道统与治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8-89页。

《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在古代诗学思想史上，由毛诗学拭明的这颗诗心，深刻地体现了儒者卫道救时的使命、代言天下的话语立场以及切关时政之需的实践精神。典型的汉唐经学阐释意识就是如此，它们相信经典有着客观自具的原意，这个原意就保存在历代经注之中，而阐释者无论是面对经文还是旧注都充当了翻译者的角色。

30余敦康：《中国哲学对理解的探索与王弼的解释学》，载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页。……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节，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

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3页。迁延至唐，孔颖达同样面临着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的任务。

所不同者，王弼根据现实之有的局限性，推演出一个无的世界本体来，无是最高的一，也是最广泛的无限。魏晋南北朝则是各逞意气、诡其新见、经学统绪大乱的时代。

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后来经过历代学者包括郑玄以制度约束君权的建构，终于在唐代得到响应。孔颖达所关心的乃是易理的施用，而不在那个究极的形上世界。《毛诗序》的孔疏说： 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

12郑伟：《郑玄经学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晋阳学刊》2019年第5期。《巷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汉儒郑玄认为周室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套完备的郊社、祖庙、山川、五祀等国家政治制度，而把周公当成一个依天作则、垂拱而治的高明政治家。‘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诸用也。

其体何为，是问其功用之意。【28】从汉到唐，当儒者的视野越过了狭隘的君臣关系维度，一种以天下生民为念的诗旨才得以确立下来，成为绾合诗歌与政治的意义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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